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侍卫给每位宰执递上一份折子，正是皇帝亲自拟写的税制改革计划。
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两点，一是对现有的租庸调税法改为两税法，二是对现在基本上征收不了多少税收的商税改革。
杨素等宰执们一听说税制改革就有些心中动容，税收可是国之基石，随便动一点那都是不得了的。而一看税改第一条就是改变现有的租庸调制，就不免更加惊讶了。
自秦一统天下开始，华夏各朝的正税，一般都是引出自孟子的粟米之征，布帛之征、力役之征为理论依据，按“租”“调”“役”（田租，特产，徭役）三个项目征收。到了本朝，曾规定百姓可输钱免役，由政府雇人代替，称为“庸”，“租调役”于是变成了“租庸调”。
本朝的租庸调制，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核心，丁男（21岁）和18岁以上的中男，各授田100亩，其中20亩为永业田（永不归还），80亩为口分田死后归还。同时颁布《租庸调法》，规定受田丁男应缴纳的田租、调赋和应服的徭役即租庸调。实现“有田则有租,有户则有调,有身则有庸”。朝廷规定，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，为租；输绢2丈、绵3两（或布2丈4尺、麻3斤），为调；服役20日，称正役，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（或布3.6尺），为庸。若因事增加派役，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，“旬有五日免其调，三旬则租调俱免”，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50日。
这种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还是很不错的，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随着国家安定，人口的不断上涨，最终导致官府无地可授。而租庸调制基本就是均田制，有田才有租，有户就有调，有身就有庸。而一旦无地可授，那么百姓没有地却还得交租庸调，这就矛盾了。开国之初还好些，大家都有地，慢慢的地越分越少，甚至没地可分，租庸调却还得交，这就是大问题了。这其实就是变相的人头税，看似公平，其实最不公平。
而易风提出的两税法是什么？正是历史上到了中唐时期均田制崩溃之后，朝廷不得不改革的新税制。
历史上，两税制度出台之后，此后千余年，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，虽税制各有不同，但主税却基本上是在这一基础税制上进行修修补补。
唐代两税的核心应当是量出以制入，先预算政府要用多少钱，然后就向百姓征收多少税。具体的就是参照前几年的财政支出，取一个平均数额，再定一个税收总额，然后把这一税额分配到各地，各地再按税收配额制定税率。其二就是取消了主籍客籍的区分，从法律上承认客户地位。由于税率并非由中央统一规定，而是由地方根据税收配额制订，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区，人均税率就越低。在主客籍不分的情况下，其他地方的百姓纷纷迁入这一低税率地区，这种迁徙又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异和税率差异，形成恶性循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