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33年底的时候，卡门尔-盖博的一系列文章见报了。
他先以《热那亚人的经验》为题，对在热那亚行省发生的新气象进行深度报道，他所讲述的内容给圣城人极深的印象，因为南方尤其是热那亚的日新月异跟北方人固有印象截然不同，进而卡门尔又引导了后续的大讨论。
究竟一个国家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真正职责是什么？发展经济、增加就业，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收税。卡门尔提出了一个论点，即发展是硬道理。
与此同时，圣城《正义者之声报》和普瓦图的《热那亚人报》连载了肖恩的著作《国富论》。
就欧罗巴现今的经济形态来说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到了一个顶峰，机器化大生产代替手工生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但传统的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，以及这一基础的层建筑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。
《【】国富论》出现的正当其时，也是呼应了卡门尔的一系列报道。当然此《国富论》非彼《国富论》，比如肖恩在承认“市场”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同时，就特别强调了政府开支的作用，这与当前的主流观点截然相反――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政府应该开源节流，勤俭发家，并且介入经济越少越好。
肖恩以热那亚修建铁路及海军采购铁甲舰为例，说明政府开支，对于促进生产，保障就业以及促进消费，进而带动经济的巨大作用。这并不影响政府税收的增加，工商业的发展必然扩大了税基，热那亚快速增长的税收就是明证。
肖恩当然是在为自己的事业张目，夹私货。
但他的一系观点令学者们耳目一新，就连首相和财政大臣也经常讨论肖恩的著作，肖恩之名再一次在圣城引起轰动。
毕竟圣城是帝国各种思潮最活跃的地方，只要不是公开喊谋反，任何荒诞的言论都是被允许的。
卡门尔的报道及肖恩的著作隐含着的意思，可以归结为“改革”一词，这其实是首相和自由派学者们，包括新兴资产阶级以及贵族之中有识之士在内的共同观点。只不过不同团体的真正内涵不同，有的人简直就是要喊出推翻帝制的口号。
但在帝国疲弊的现行体制下，改革只能小打小闹而已。
皇权与所谓自由平等之间的天然矛盾，首都与地方的区别，一个行省与另一个行省之间的差异，特权阶层以及内部的差异等等，在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更是积重难返。
有些人意识到，光靠局部的改革恐怕很难奏效。
在皇帝和首相看来，把改革税制以达到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，就算作是了不起的改革了。
身在普瓦图的托雷斯伯爵自然也看到了肖恩的文章，他想当然地把这视作肖恩向皇室的示好。
在普瓦图停留了三天，总督为他举办了好几场宴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