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时我们接到通知，说难民营要被推倒了，让我们立刻到西面的垃圾场集合。”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回忆着，“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钻进下水道，在污水和粪便中拼命往外逃，头顶不断传来炒豆子似的枪声和人们的尖叫。直到我逃出很远，都能看到难民营上方升起的浓烟。”
“你的亲人都在埃因奥尔吗？”
“我母亲在。告别时，我吻了她的脸，但她没有吻我。我觉得她在怪我抛下了她。”他哽咽道，“我一周后才得知她的死讯。大家都在哀悼死去的亲人，没有人可以安慰你。”
“你想过报复吗？”
“当然。”他眼中闪着狂热的光，“我试过给士兵投毒。我把毒药藏在裤腰，趁警卫换哨的空隙混进军营的厨房，把砒霜倒进面粉桶里，但是被发现了。他们折磨我，逼我说出主使者，但我什么都没说。后来埃里温来劫狱，把我一起救走了。”
“这群禽兽枪杀了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，他们的血漫过我的脸。我亲手从焚尸炉中挖出了他们的尸骸，已经焼得不成人形了。”一个工程师红着眼睛说，“他们杀死我的孩子，我就要杀死他们的孩子。以血还血，以命偿命！”
“大屠杀时我已经加入了埃里温，不在现场，但我是从那里逃出来的。”塞拉说，“我不只恨制造这场战争的人，应当让他们统统得到教训。”
“什么教训？”
“是啊，让我想想……应该让那些政客呀，国王呀，还有坐在军部大楼里指挥战争的将军们去劳动，像我们一样在田里干活，让他们知道活着多么不容易。”塞拉轻轻阖上眼睛，“我想让他们也听听苍蝇的声音。”
彼得把这些谈话全部录下来，包括他走访埃因奥尔附近的图兰家庭得到的证言。他将录像带做了备份，仔细打包好，一包藏在了公寓的阁楼里，另一包藏在埃里温总部。
“只有这些还不够。”他对丽达说，“我想去埃因奥尔的遗址一趟。”
“不够？”丽达恼怒的问道，“看到了这些，还会有人无动于衷？”
“他们可以一口咬定证人在演戏。”彼得说，“我需要证物，尤其是遇难者的遗骸。”
“当时为了办签证，我们收集了许多难民的个人信息。但埃因奥尔有数千人遇难，我们难道要把遗骸全部带走？”
“必须带走一些遗骸，就算不能核实身份，至少要确定死亡和埋葬时间。我有朋友在医院工作，可以拜托他做鉴定。”
“行，那就去吧。”塞拉说。
翌日晚上，队长埃文·罗伯茨亲自开了车，带三人一起前往埃因奥尔。根据工程师的证言，尸体埋葬在距难民营约三十英里的一处郊外，附近有棵被雷劈成两半的大树。埃文对这一带很熟，专捡小路走，在贫民窟中左右穿梭。一条小河流经贫民窟，河面上漂满了垃圾，两岸全是濒临倒塌的平房，没有刷漆，露出砖红色的墙缝，房子之间狭窄得仅容一人通过。妇女蹲在乱石滩上洗衣服，晾衣杆就架在路当中，许多蓬头垢面的老人坐在门口抽着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