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汪教授很有名望不假，但是只要他在病历里客观记录描述了你的梦游经历和事件，鉴定中心的专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判断。精神和心理方面的事情本来就有很多说不清楚或者说法不一的地方。如果另外找医生重建病历档案，会给人临时拼凑的印象，除非你让医生编造你看病的历史记录。但这恐怕不太好。”
跟邱律师一起讨论下一步辩护计划的时候，邱律师否定了馨雅的提议。
最后我们跟邱律师达成共识：还是以汪教授那儿检查治疗的病历档案，然后将所有的梦游事件、每一次事件的处理结果，包括医院治疗和派出所的调解、处罚，都形成书面材料并附上相关录像、录音和纸质证明，由邱律师出面申请对我的精神病司法鉴定。
搜集和整理这些材料，很费精力。我说我自己来，馨雅不放心，一定坚持这个工作由她来做。
自己家里的录像资料比较容易，医院治疗伤病的证明也不算复杂，到派出所接受问询或者处罚的记录应该也能弄到，但发生在街头或者别人店铺里的事情，需要求别人帮忙才能获取，有的时间久了记录已经被抹掉了，而被抹掉的这部分，如果当初给派出所的备份没有了的话，还要说服别人在证明材料上签字。
馨雅为那些证明材料进进出出，里里外外忙乎了半个多月的时间，总算是把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，交给了邱律师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邱律师通知我们说，精神病鉴定没有通过。
“为什么？”本来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想到的一种可能，馨雅听说了仍然惊慌失措。
邱律师说，鉴定报告上没写那么仔细，但他当面询问了一下参与鉴定和讨论的人员，人家解释说，国外对梦游产生的后果的法律责任也是有分歧的，在我国梦游到像我这样程度的难以想象，案例是有限的，并且所有梦游事件似乎都是恶行。
“怎么能这么说？被人打伤了算是恶行吗？他跳楼摔断腿了惹着谁了，也算恶行？”
邱律师轻轻拍了拍馨雅的手臂，安慰说：“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其实他为什么被打伤的，你并不知道，对吧？他还没来得及走远就摔伤断了腿，如果没摔断腿你知道他准备去干什么？”
靠！ 这潜台词不就是说我梦游肯定是准备去违法乱纪干不法勾当呗，只是没能得逞罢了。
怨邱律师也没用，我想他不过是转达了鉴定人员的意思。我想起了汪教授当时也对这个现象表示怀疑和不解的。
馨雅仍然还是按耐不住：“如果这样那不是一点缓都没有了？”
“也不完全是那样。鉴定组在报告中如实说明了他的梦游事实，免于刑事责任的可能性没有，能不能酌情轻判或者轻判多少那就要看法官的了。”
尽管邱律师的话为我们保留了一点期待的空间，馨雅却完全是一副崩溃的神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