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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论辩的好处就在这里，因为朝官居多，他们对朝廷政策更为熟悉，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注定了他们所站的角度和偏向。
说是论辩，其实是主导一下舆论，宣扬朝廷大策，让人们，主要是读书人和贵族，这两者在如今其实没什么区别，让他们知道朝廷推出的诸般举措无分南北，更不是针对某一个群体。
这些举措或许有所缺憾，但在当前战乱刚刚结束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大前提之下，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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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次盛会举行了五天，后来人形容当时场面，说是群贤毕集，谈古论今，唇枪舌剑，如诸子百家重现于世。
实际上，这又是读书人夸张的说法，文会雅集上的争论被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，没有太多的激辩。
参会的人虽都学识渊博，鼎鼎大名，可在他们参会之前其实就已明白，这不是佛家的什么无遮大会，更不是他们表达己见，畅所欲言，或者和人论个高下的场所。
他们需要做的就是为朝廷诸般国策站台，就算政见不同，争论上一二，也是点到为止，不会非要论个高下曲直出来。
这次再有头铁的士子出来说话，也只是有所请教，问题绝对不会如之前那么带有尖锐的味道了，轻飘飘便能解答下来。
有这么多前辈大家在场坐镇，也无人敢于聚众哄闹……
所以说朝廷看上去很开明，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论政之会，实际上却只是做了一次华丽的表面文章罢了。
与会的士子们过了瘾，见识了文坛高士的风范，听到了纶纶大音。
最后结束时，由吏部侍郎房玄龄做了总结，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“陛下曾言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吾辈读书之人，当以此共勉之。”
场中掌声如潮，大会完满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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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子们回到长安各自的住所，犹自兴奋难抑，很多人伏案疾书，写起了读后感之类的东西。
年轻人容易热血上头，被人所利用，可他们也是最好安抚的一批人，有的时候甚至只要简单的去其首领，大家也就树倒猢狲散了。
要不怎么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语呢，你再瞧瞧天下战乱之际，能够奋身而起的豪杰之辈，有几个是正经的读书人？
隋末战乱当中，数来数去，其实也就一个李密罢了，就算把萧铣，李渊之辈挑出来，你问问他们，从小到大，他们读过几本圣贤文章？更不用说什么著述，心得了。
正在赶考士子们兴奋不已的时候，朝廷的小动作也是随即而至。
几个之前嚷嚷的挺凶的士子，因为随地吐痰，到处大小便之类的罪名被捉进了长安令衙，随之被礼部除名，遣返回了原籍。
而地方上等待他们的则是，全家流放岭南的重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