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末民变最早起于白水、澄城、阳、韩城四县，这四县属于西安府，是西安府与延安府交汇之地，山西交汇处，可北上藏于山中，又可东渡黄河入山西，仅从起事地点来说，应该是极为精心选择的起事之地。
最早起事之首领是萨尔浒战败后的逃卒，是无法返乡后藏入山中的逃卒，这些人都是精锐边军，人数不是很多。
大明朝财力匮乏，拖欠军饷是常有之事，九边以京城为核心，越是远离京城的边军卫所，拖欠的时间越长，山海关情况最好，蓟镇、宣府、大同因与鞑靼市易，可以获得额外收入，情况稍好一些，情况最差的就是远离京城且无多少市易收入的陕甘名下的卫所，再加上明末陕甘连续大旱，白莲教多居于河套草原，临近榆林、延，故而引发了陕甘民乱，且是以陕甘边军为核心的民乱之事，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有反复招抚之事，才有李自成打到了北京城时请和之事，以及南明和残余民乱首领联手抗清的可能。
明末民末首领、核心精锐来自于陕甘边军，主要有两支，一支是居于红柳河上游的宁塞营的神一元、神一魁两兄弟领导的西路军，另一路是府谷王嘉胤、王自用、高迎祥等人领导的东路军。
西路军至始至终都在陕甘闹腾，并未与东路军那般跑去山西、南下河南、荆襄、四川等地，最后或招或杀，最后被洪承畴剿杀干净。
东路军临近山西，与山西搭界，战略挪腾很大，再加上临近山西，与山西有些联系，基础也好，以至于跳出了陕甘牢笼，但无论东路军还是西路军，起事后都无法在九边卫所站住脚，尤其是临近大同的王嘉胤，只能南下攻打延安府、西安府各县求活。
恰此时，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，皇太极走草原绕过山海关兵围北京城，陕甘九边军卒前去救援京师，九边卫所空虚，陕甘总督杨鹤无力弹压，只能选择招抚。
事实证明招抚失败了，主要原因是灾民太多，招抚、安抚过程中，洪承畴骤然对招抚将领围杀，杀死了东西两路乱军为数颇多将领，重创了东西两路乱军，迫使招抚失败，但也因此致使东路军向东进入山西，西路军散入陕甘西面薄弱之地，如同癌症患者手术不成功，致使癌变细胞扩散一般。
西路军散入陕甘西部，虽延绵时间长一些，但也至此无法威胁到了西安府，一部分南下汉中乱军也是如此，只能算是牵制了西安城的一股游兵散勇，最后被围剿也是时间的问题，但东路军就不同了。
在杨鹤招抚时，东路军一部就已经过了渡口进入山西南部，因人数并不是很多，也未引起大明朝太过重视，只以为是些遭灾流离百姓，等到洪承畴一日杀了数百大大小小乱军头领后，东路军全部专场冲入山西后，与山西出现的乱军联合后，大明朝才慌了神，调宣大、陕西、河南军卒欲从三个方向将这支乱军围杀在山西南部。
事实证明，大明朝并未准备充分，洪承畴的突然翻脸太过骤然，并未给朝廷准备足够时间堵住口子，致使乱军冲入山西，乱军被困在山西南部时，因招抚的杀戮致使乱军首领并不是很信任朝廷，一边虚于应付朝廷招抚，一边偷偷渡过黄河，一日间，十几万人又冲入河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