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郑芝龙的交谈还算愉快，虽然腹诽在香港的生活差劲至极，但那标准是相当于飞船上的现代化生活，起码用来招待郑芝龙的酒宴可以说丰盛，而且是满满的东西方合璧，日本清酒，葡萄牙人的红酒，中国的白干，绍兴黄酒，当然了，这不算什么。
酒宴这回事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，起码在李笑的时代，敬酒成了对他人的尊重，不接受就是瞧不起人。
与古时候一样，敬酒、劝酒也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，多发生在官场、商场。酒桌上的劝酒、敬酒、罚酒把人际关系搞得极为复杂，处处险象环生。为了混迹这些酒场，很多人练就了虚伪、阴险、狡诈的应对手段，做出了很多极为庸俗的行为。很多人牺牲自己的健康，以获得别人的肯定与认可。原本简单的人际交往，因为特殊的酒文化搞得复杂难测。
最可怕的敬酒者，会让自家的美女去故意敬酒给不喜欢喝酒的人，那人不喝，就直接杀死美女，绝对是越线的行为。
所谓酒文化，最简单的就是“大碗喝酒、大块吃肉”，后世的直播群体中，就有一种人专门表演各种自虐式的吃肥肉，喝五斤酒，居然还非常得意，酒量就是胆量，武松打虎的故事，如果没有那“三碗不过岗”，会少很多意思。而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酒品文化，说简单点就是舍命陪君子。这和西方那种自娱自乐模式差别巨大。
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，劝酒本身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“征服游戏”。
像男同学相约一起做坏事一样，酒桌上的划酒拳、咸猪手、低俗段子，包括醉酒后的丑态，甚至共同嫖娼犯罪，都是一种建立信任的抵押物。在半公开性质的酒局上，酒桌上都是见证人，通过这种羞辱性的仪式，共同掌握对方的小把柄，在男性同胞之间形成一种牵绊，这能让大家觉得那些潜在的生意伙伴跟自己是同一条道上的人。而能不能一杯干、喝到位，就是一场能否建立信任的测试。
劝酒的本质是斗酒：资源稀缺，生存不易，狭路相逢，以酒为械，我比你强，你比我逊，（今后）你要服我、敬我、随我。
能在大明，葡萄牙，日本人之间混出来的人物，郑芝龙的酒量和各种漂亮话简直就一套一套的，让原本对他稍微有芥蒂的李笑也不得不佩服，甚至没喝多少酒，忽然恍然大悟一般一拍桌子，拍了拍手，居然一下子涌入了十几个身穿和服的女子，化着浓妆，一进屋就直接朝几个作陪的人物身边钻。
李笑满脸堆笑，不过对着郑芝龙送上门的两个日本女人也只能敬谢不敏，他多少看过那些日本电影，往往那些将军身边都有一个伺候暖床外加殷勤服侍，低眉顺眼的日本女人，一身和服，还妥妥的大和抚子，但真开始动手，大家就会发现，原来她才是将军身边最狠最能打的。
这种时候，往你床边送一个日本女人，也许在其他的大明官员看来是异国风情，尝尝鲜的新花样，但对李笑就是一种警觉了。